近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要推动日美澳印四国首脑级战略对话，安倍晋三还打算向即将来访的特朗普确认此事。河野话音未落，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韦尔斯就做了积极回应，称美国近期正在准备一个工作级的四方会谈，深化四国的安全合作。
虽然韦尔斯否认这一机制是为针对中国，然而美国高官近来的表态却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韦尔斯说，这一机制将设法为寻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国家寻找替代方案，“不包括掠夺性投资或不可持续的债务”，这刚好呼应了前不久蒂勒森关于中国对外基建投资手法是“压榨经济”的讲话。连日媒都在分析中直言，河野强调在亚洲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似乎是在考虑通过争取制定贸易规则的主导权，对抗资金丰富的中国。由四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是与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相抗衡。
四国战略对话在政治上是以所谓“价值观”为基础的。安倍十年前就提出这一构想，并以“价值观外交”赋予这一构想以大义名分，反映了他在价值观上对中国的优越感，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亚洲“小北约”。韦尔斯这次也表示，这一构想是为了让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巩固全球架构。看来，美国一些人对于日本从价值观角度提出的战略合作构想是予以肯定的，大概这一构想满足了那些对冷战充满怀念之情者的心理需求。
投资与贸易本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如果美日澳印能够齐心协力，真正支持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我们当然拍手欢迎。但是如果它们非要把经济发展问题与价值观扯上关系，在战略合作中深藏傲慢与偏见，嫉妒与敌视，那就不可能会给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带来稳定和正面影响。更何况，如今财政捉襟见肘的美国，债台高筑的日本，试图搭中国经济发展便车的澳大利亚，以及不知何时才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印度，恐怕已经不大有余力贡献出实质性的公共产品。
毋庸置疑，中国崛起对周边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发挥了十分积极的正面效应。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欧洲现在也尚未完全走出债务危机。相比之下，东亚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小，与中国和亚洲经济紧密相连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未受到很大冲击。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分享自身发展经验，努力推动过去很多西方国家、国际金融机构不怎么愿意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周边投资迅速增长，中国庞大的海外游客成为不少国家争取的对象。中国提出义利兼顾，在与周边交往时愿意做出适度利益倾斜，为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安全领域，过去几年，国际形势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一些地区不稳定性增大。相比之下，东亚虽然存在多个潜在热点问题，但地区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并向好发展。在东亚，中国处于一些热点问题的风口浪尖，加上美国采取一些推波助澜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地区取得这一局面，可以说颇为难得。没有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明显可见的高度克制，以及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积极耐心的推动，东亚相对稳定、区域合作持续推进的态势，是难以想象的。
地缘政治竞争和价值观上的傲慢与偏见似乎左右了美日政治和经济战略构想的思考方式。安倍去年就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构想，以及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与“TPP”构想等等，其中大多有遏制中国的考量。
在观念层面，中国经济崛起进一步打开一些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路，增加了它们的政策选择空间。它们更清晰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发展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而有多种不同的选择和办法。关键是要找到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务实路径，而不是照搬一些教科书中的教条，这增强了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信心。在社会治理、文明交往、文化交流等方面，中国也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不少新想法。
试图把中国的意图说成是恶意的，把中国崛起的效应在总体上描绘成负面的，是没有说服力的，其结果将与事实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如果他们苦守这种思维，扮演某种不光彩的角色，便真是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辜负了这伟大的时代。
